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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教育:西方传统经验与中国现代本土探

作者:2016-08-02 21:16阅读:文章来源:论文代写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现状 
  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宏观上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问题作了很多阐述,专门对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的研究不多。刘梦和张叶芳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分析》中谈道: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工作学术界很少有人试图了解其它发展中国家如何将西方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介绍到本国来的经验,更少有人进行实证研究寻找在中国开展本土化的途径和模式。 
  Walton 和Abo Elnasr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应分为三个阶段:引进阶段、本土化阶段以及扎根阶段。[1](P.135-144)目前,国内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都集中于阐述本土化阶段和扎根阶段,确切地说这些研究主要是探讨从1988年社会工作恢复后,如何实现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和扎根问题,而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引进阶段问题的研究不多,而引进阶段是关键,引进之前需要对西方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阶段以及其中的相关问题。其中,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这个研究阶段中,目前国内对于价值观的论述较多,较为宏观和抽象,但也有很多观点只是就中国特有的文化特征来讨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而没有从“带着西方价值观的社会工作”的角度来讨论中西价值观的相互融合问题,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研究毕竟是以西方社会工作的传入为研究前提的。另外,目前国内的研究更强调西方价值观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是社会工作从西方产生那天起就带着浓厚的慈善与宗教色彩,具有鲜明的西方价值观色彩,那么中国本土的和外来的又是如何相互融通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工作呢?本研究试图以西方国家在中华民国创办教会大学、开展社会工作教育为例,来研究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问题。 
  二、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教育 
  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教会大学中。晚清至民国时期教会大学有:上海震旦大学(1903年);苏州东吴大学(190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1905年);杭州之江大学(1910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武昌华中大学(1910年);南京金陵大学(1911年);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4年);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14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上海沪江大学(1915年);广州岭南大学(1916年);北京燕京大学(1916年);福州协和大学(1918年);山东齐鲁大学(1931年)。这些院校,后来经过改组,成立“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在教会大学中,虽然西方传教士只把社会工作作为传教方式,但它将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传播到了中国,而且其中的相关理念、实践方法以及服务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很多教育模式对当下仍有借鉴意义。 
  (一)理念先行的社会工作教育 
  “培养服务精神”以及“培育现代人格”是当时社会工作教育理念的重要体现。民国时期教会大学中的社会工作教育培养目标都非常明确且得到了践行。如,沪江大学,其社会学系是由美国布朗大硕士葛学溥(D·H·KulP·H)于1914年2月开办的,是国内第一个设立社会学系的大学,课程设置中有社会工作,葛学溥、韦雅谷等传教士对学生开展日益广泛的社会服务训练,为了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只是这种训练是在基督教社会福音理论的指导下,作为培养社会化的基督教人格和探索社会改良的实验。沪江大学还强调“公民学”,它认为公民学的目的在于养成现代公民资格,使个人明白其责任,并且还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服务,社会服务无论是对于服务对象还是对于服务者自身,都是培养现代人格之途。[2](P.105-106)再如,华西协合大学,社会系的办学宗旨是:“使研究之学程期能尽量适应中国之三种特别需要为标准,一是社会化之良好,培养公民与社会建设事业之领袖人才;二是科学化之社会工作;三是科学化之社会研究。”[3](P.46) 
  (二)实证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教育 
  切实开展各类社会调查是当时社会工作实践教育的最大特征。如,沪江大学率先创办了国内首家社会学实习基地——沪东公社,多次组织学生对杨树浦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收集关于人口、家庭生活、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居住条件、职业分布、工资水平、劳动时间、健康状况、房屋状况、卫生状况等各种资料。调查结果由较有经验的和专业的调查员检查。此外,还综合考察整个地区的工业环境、劳动条件、工厂福利及罢工原因等情况,另外还在公社内部开办义务医院、日校、夜校、托儿所、民众图书馆、民众茶园、民众同乐会、民众代笔处,开展募捐、施粥等改善社会福利的各种社会活动。这样一种在工人区办的全方位社区服务系统在民国时期属于创举。因此沪东公社开办后,很快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东吴大学也非常重视社会调查,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据《老少年》载,1936年月6月,由社会学系教授朱约庵组织了东吴大学暑期农村服务团。暑期中,服务团学生到苏州城东北里巷子村,调查全村情况,绘制了地图,开展社会公益服务。《吴县日报》曾发表专文,称许东吴学生“利溥农民”。1936年11月,社会学会组织五十多学生分乘三条船,到葑门外杨枝塘一带的两个村子开展调查活动。“因村民等亦极愿与该会合作,故而此行成绩甚佳。现尚拟调查南园一带云。”[4](P.105)社会学系要求学生走出课堂、图书馆,到社会上实践、学习和研究。学生每周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参加当时上海福利机构的工作。学生还要通过调查接触上海的各层次社会生活,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这种要求使得学生能深入社会,走进真实的生活,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一些学生的论文就涉及到许多社会现实问题,例如《青少年犯罪案例研究》、《合同工人个案研究》、《一个典型工人社区二十户人家居住条件调查》、《乞丐收容所女乞丐个案研究》、《上海儿童福利院研究》、《工厂工人伙食条件》等等。[4](P.113)雷洁琼、严景耀此时都在社会学系教课。
  (三)崇尚服务的社会工作伦理教育 
  建立服务团、开展各类社会服务是当时社会工作伦理教育的最大特征。如,沪江大学的沪东公社对校园周围的乡民开展了社会服务并于1919年组织了一个由师生组成的乡村改进委员会,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包括健康、美育、经济改善、娱乐、教育、宗教道德和展览各部。次年在校门外建立了一所小屋作为乡村服务处,在那里开办平民学校,有日校也有夜校,还有妇女识字班等。在服务理念的指导下,1915年沪江大学在校内组织了一个“沪江社会服务团”,服务团分成了不同的小组:乡村考察组负责对大学周围的村庄作一系列的调查;学生福利组专门负责照料生病的学生,并在每年开学时照料新生;平民教育组的成员指导学校的校工和学校周围的村童读书写字;宗教教育组负责每星期天去一个附近村庄向村童们布道;翻译组负责其它各组所需要的翻译工作;卫生组负责校园内的卫生状况,每星期天早上作一次检查,尤其注意膳堂和厨房的卫生;评论组负责收集其它各组的调查结果并制成图表;娱乐组则尝试教村童们怎样游戏。“服务团作为一个整体,引导学生逐渐与他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有真正的接触。”[2](P.106)再如,燕京大学,1925年,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标志着社会服务成为学系重点工作之一。同年起,学系在北平广泛开辟学生服务场所,其中有男女青年会、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监狱、精神病院、香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等。1926年,社会学系张鸿钧教授倡议,为推动社会服务事业,建立社区救济基金Community Chest,由同仁自愿认捐。每年有工作预算及年度报告。1927年学系聘请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负责社会服务工作。1928年教师张鸿钧、于恩德主持成立“服务团体救济联合会”。 
  (四)教育与对底层社会的关怀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社会工作对底层社会尤为关注,并有意识地将理论研究与对底层社会的关注进行有机结合。如沪江大学沪东公社曾创办了多份刊物,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学徒之友社在1939年12月1日联合出版的《学徒之友》是一份很值得注意的刊物。从其内容当中能得知其对学徒生活的关注。《学徒之友》创刊号的序文说道:“上海的学徒,约有十万余人,我以为上海最重要的青年倒不是大中学的学生,而是这十余万的学徒,因为上海是东方最繁荣的商业城,商业建筑在商人身上,而商人的基础却打在饱经忧患的学徒时代。然而我们再来看看身负改进上海商业的各界人士,他们对于促进学徒生活的工作到底有过多少的努力?他们曾否考虑过一个由农村出来的学徒,对于新的环境将用什么方法去适应?他们曾否考虑到一个浸沉于腐败、暴虐、阴森,不诚实的生活环境之中的青年学徒们,他们的前途将要是如何的黯淡?”“这本刊物就是要想和大多数学徒做个好朋友。我们愿尽最大的本分,以诚实诚挚的态度来和学徒们讨论各种切身的问题,和各种不可缺少的知识……”[5](P.60)这反映出沪东公社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另一份书刊叫《工读生》,其阅读和使用的对象主要是工作之余到沪东公社所开设的夜校来读书的学生,其中也包括学徒。其中有几篇文章篇名为:震动世界的探险家起初也是工读生;工读生做了著名的文学家;工读生也能做经理吗?发明火车的工读生;不要哭,工读生是有希望的;你不妨“试试看”等。[6](P.60)另一份刊物是《沪东》双周刊,创办于1949年4月1日,此时离上海解放只有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国民党统治区已是民不聊生,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而此时的沪东公社却有心思创办又一份油印小报,其创刊词中说道:“沪东双周号今天诞生了。沪东公社是杨树浦工业区唯一的社会工作中心,三十年来它帮助了无数的劳工们获得知识,砥砺品格,更帮助了无数的贫苦者解决衣食,觅得职业,它是劳工们和贫苦者的朋友,并且永远是他们的朋友……我们呼出我们的困难和需要,使社会人士予我们以同情合作,使我们能做更多有益人群的工作……我们热诚地接受任何善意的批评与指望,使本刊能逐渐接近读者们理想的境地。”[5](P.61)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份刊物都是关注底层社会的人们,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鼓励他们的志向,其中的思想及其传播对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三、现代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反思与探索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是处于接受西方社会工作教育的阶段,同时也是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阶段,而中国当下的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既要实现与传入阶段相接续,也要实现自身的本土化发展,并探索出本土化的发展模式。 
  现代经济体制转型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挑战,包括单位制解体后,个体层面、群体层面、家庭层面都出现了很多问题:个体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压力越来越大,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其功能在日渐弱化,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阶层、矛盾渐趋增多。不同以往,社会对社会工作的社会管理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工作必须应时发挥其服务输送功能、价值承担功能、社会教育等功能。对于社会工作服务的执行者——社会工作者来说,其所内化社会工作理念、价值观、实践操作的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而社会工作教育在其中的角色是首要的。 
  首先,理念问题是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首要的问题。王思斌(2001)曾在《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一文中谈到:应该抱持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去助人这是关系到助人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在顺利地启动助人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要考虑到工作对象的处境、他所享有的文化、他的生活经验、特别是受助的经验。这就是社会工作助人理念上的本土化和处境化。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与其道同。西方社会工作教育传入时期的处境与当下社会工作教育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有不同的国家性质、社会性质、文化传统、国民心态、国民性格以及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要素。在新的处境下,如果没有与之相协调的理念,则社会工作注定会飘浮不定,因为社会工作本质的形成是由社会工作者、工作对象以及社会处境互构而成的,而不同处境中的理念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了解中国社会是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的前提。正如要解决问题需先知道问题是什么一样,要了解中国社会就要开展社会调查找出社会问题。什么样的调查才能了解到一个真实的社会问题呢?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础尤其重要,因为理论基础意味着对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国民性格等宏观、微观状况的判断和概括是否准确且合理。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要数费孝通和梁漱溟先生概括得精当。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我们可以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展中国本土的社会调查。当然,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在工具理性驱动之下,中国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在悄悄地改变,因此,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础也应依地区、依群体而变化。正如刘少杰(2000)所说:在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还很薄弱的现实状态下,引入和借鉴某些优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于建设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是必要的,但一定要从中国社会的本质特点和实际状况出发。其实,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土化过程,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教育中开展得很好,而当下的社会工作教育离“了解社会”似乎还远了一些。 
  最后,开展服务是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的归宿。社会工作教育最终要以社会服务为落脚点,但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中真正践行服务的不多,都还只停留在课堂的教学以及西方的现成案例模拟之上。虽然,近年也兴起了社会工作教育者办社会服务机构的风潮,但这种服务机构与民国时期以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撞为背景的社会服务是不同的,与西方国家目前的社会服务机构运作的模式也是不同的,机构只是一个载体,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服务使命才是最重要的。与社会工作教育传入期不同,目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时期的社会服务的开展面对的是多样复杂的社会环境、旧体制遗留下的社会群体、新社会群体、差别巨大的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多样的个体,所以,社会工作能否真正担当起其责任和使命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国民的社会参与,并为其提供社会服务提高其社会正功能,从而也能为社会工作教育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土的社会服务模式。 
  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正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使社会工作教育真正发挥其社会作用,需要我们对社会工作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如何开展社会调查、如何进行社会问题评估以及如何开展社会服务作进一步的本土化研究。  硕士代写论文网文章地址:/wxlw/17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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